封面报道|《反垄断法》“长出牙齿”!一文读懂中国互联网..如何反垄断

2021年，将是诞生13年的《反垄断法》真正“长出牙齿”的一年，互联网..反垄断首当其冲，序幕正在拉开。

刚刚过去的2020年12月，各大互联网公司忧心忡忡，金融圈、资本市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靴子”掉下来。

市场没有等太久。2020年12月24日，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一派紧张，外部人员不被允许进入；一街之隔的杭州未来科技城内，一块杭州市政府设立的“余杭区服务保障阿里巴巴领导小组办公室（亲橙办）”的牌子，也被悄悄遮盖了起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当日宣布，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两天后，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金融管理部门，又联合约谈了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金融业务板块蚂蚁集团——这是自阿里集团创始人马云2020年10月底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炮轰”金融监管事件后，阿里集团高管接受的第二次监管约谈。

12月24日的消息出来之后，阿里巴巴（BABA.NYSE/09988.HK）美股和港股应声大跌，美股市值在随后两日蒸发近6000亿元，腾讯、美团、京东、拼多多等互联网..公司的股价也纷纷重挫。市场此时领悟到，反垄断并不仅仅指向阿里集团一家，题中之义还有那些越来越“赢家通吃”的互联网..。

不过一个月，除了阿里巴巴，其他互联网..公司的股价快速修复跌幅，京东、拼多多甚至再创新高。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已经开始询问：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的反垄断风险过去了吗？是否到了抄底的时机？高盛近日发布唱多研报，认为反垄断监管对阿里业务收入及盈利影响不如预期严重，预计阿里美股未来12个月基准目标价为362美元，比当前高出52%。

但监管侧释放的信号，正在逐步明朗。

众所周知，被喻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自2008年生效以来，在互联网领域一直“长不出牙齿”，尚未产生一起正式判定为垄断的行政处罚案件。有关反垄断的民事诉讼鲜有获得正式立案的，原告胜诉的更是尚无判例。近年来，不断有专家、市场人士呼吁将反垄断监管落到实处；多位学者对财新记者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中国整体上对反垄断的执法态度是过度宽松的。

2019年8月..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38号文”），实际上是此轮互联网..监管行动的开端，但那时市场仍然没有充分重视，认为该文也会像以往一样难以落地，监管还是一如既往“包容审慎的柔性监管”。

直到2020年11月初，在看到蚂蚁金服高调上市突又被暂缓上市的惊愕中，市场感受到了监管气氛的清晰逼近。金融科技领域的纠偏、整顿、回归监管正轨，一系列动作随之而来，招招落在痛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抢在“双十一”之前出台的《关于..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在这一背景下凸显深一层的涵义；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出现“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提法，并在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度重申，更是引起市场高度关注。

此间，国家市监总局对阿里收购银泰商业、腾讯（00700.HK）控股的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顺丰旗下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三起并购案，因它们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集中给予行政处罚。这些处罚所发出的信号，已远远超过了罚金本身。国家市监总局在答记者问中，试图传出坚决的态度：虽然..经济领域竞争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但互联网行业不是反垄断的法外之地，所有企业都应当严格遵守反垄断法律法规，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熊鸿儒指出，实际上“38号文”已经点出..经济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要求查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正当交易等违法行为。近期发布《..反垄断指南》等文件，更多是为了稳定监管预期，向外界传达将从哪些角度来规范..的垄断行为，是从规范发展的角度对数字领域竞争政策的细化。

《反垄断法》定义的四类垄断形式：垄断协议、经营者集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行政垄断，在互联网领域均有典型表现。最常见的是经营者集中，关注焦点比如VIE（可变利益实体）架构互联网企业的并购案；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尤以“二选一”为典型；垄断协议，新的表现形式为依靠算法与同行达成价格共谋等行为。财新记者从接近反垄断调查的人士处了解到，这四类垄断形式皆有案件在调查当中。

..经济的必然结果是走向自然垄断，也很难不利用自然垄断牟利，这个过程靠..自我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大多是从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变大了就走向市场的对立面，令同业竞争和创新都变得困难。”一名互联网公司法务人士坦承。

熊鸿儒指出：“大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大背后的以大欺小、限制竞争和创新，以及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互联网的网络外部性容易形成自然垄断，有问题的不是其形成“市场支配地位”，而是“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

过去很多年，“保护创新”是互联网企业的一张“护身符”，反垄断始终未曾亮剑。在旧有行业格局之外的灰色地带崛起，以互联网..模式迅速做大规模，挑战、颠覆并改造传统巨头及行业，这是互联网公司普遍的成长路径。“宏观上缺乏明确信号，微观上具体垄断案件的定性面临技术难度，所以反垄断执法各方都不愿往前走。”一名资深反垄断律师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反垄断至今无互联网..层面的案例落实，监管层面长期摇摆不定是主因之一，“产业政策的优先级高于反垄断政策，发展也先于规范。一讨论反垄断执法，就有人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和放管服，反垄断执法过程中缺乏法治定力。但反垄断监管跟优化营商环境并不矛盾，反而有助于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增强互联网活力”。

“保护..经济发展”和“反垄断”两项目标究竟该如何平衡，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陈宏民认为，对互联网..监管尺度的松紧应当与政府的有效监管能力挂钩。“如果政府能够有效辨识和制约限制竞争的行为，就可以适度放松对规模的管制，允许互联网..做大，从而让规模经济带来效率提升；反之，如果政府无法有效限制..作恶，就只能限制..规模，防范..无序扩张。”

从全球范围看，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公司在动态竞争中加速发展，改造传统经济，迫使社会资源重新分配，致使资源、数据、资本、物流等在..上再度聚集，呈现“中心化”的发展趋势。各国都已意识到，如若不加以适当监管，超级互联网..的负外部效应将日益严重，并使市场利益格局固化，最终抑制创新和动态竞争，侵害消费者利益。

而中国的背景是，自中美贸易战燃起后，中国确立了“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一战略下，内需市场的挖潜、提质、增效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就包括激发经济活力、保护市场创造力等目标，这意味着必须坚定加快市场化改革，敢于调整固化的利益格局，在“内卷化”趋势下优化资源配置、更合理分配市场“蛋糕”。

过去多年，中国对互联网科技领域采取柔性监管政策，较大限度地包容了市场创新和发展；而“硬币”的另一面，似乎也注定监管难、执法难的命运。多头监管效率不高，执法力量薄弱、过程不透明，政企之间存在人事“旋转门”和监管俘获风险等问题长期存在，新一轮反垄断执法仍需冲破重重阻力。

无论如何，多年难啃的“硬骨头”——..反垄断已经撕开口子，下一步依法执法如何落地？在追求市场公平目标时，如何控制好执法分寸，在反垄断监管和保护..经济活力之间取得平衡？欲知详情，请点击左下角 阅读原文订阅财新通，付费畅读财新周刊深度报道《反垄断“萌牙”》。

本文摘引自新闻付费网站“财新网”

全文共计15585字，阅读需要3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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