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丨周广干《〈左传〉〈国语〉文献关系考辨研究》——以虚词比较为中心

在学术史上，《左传》和《国语》之间的关系一直聚讼未决，只有少数学者从语言学和汉语史角度对两书的关系进行了考证，相对于实词而言，作为汉语重要的语法手段之一，虚词更能体现因作者、地域和时代的不同而表现出来的各种差异。

1. “以、于、於、与、及、自、诸、为（wèi）”在两书中都是常用副词，使用数量多，所占比重高，这些介词在两书中的使用数量（以上介词在《左传》共6671例、在《国语》共2546例）占两书所有介词使用量的比重都接近98%。通过前文的比较可以看出，这些词在两书中的使用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其中“以、於、与、自、为（wèi）”在两书中的语法位置、语法功能、各项功能所占的比重都极为接近。

两书中都有以下用例较少的介词：由（繇）、用、从、当、比、方、乎。这些介词在两书中的使用几乎没有区别。

2. 两书介词系统在使用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于、诸”两词在《国语》中使用数量较少，尤其是“于”。《国语》中“于”的用例较少。通过语法功能和使用特点的比较，《国语》中“于”用例虽少，而其语法功能是较完善的，与《左传》“于”的用法仍表现出一致性。

（2）“诸”在两书中用作合音词（或兼词），《国语》中用例较少，“诸”的语法功能也不如《左传》中“诸”的功能完善。其中引进动作行为的与事是“诸”的主要功能，未见引进起始或经由的处所和引进受事的用例。《左传》中的“诸”主要用以引进动作行为发生或进行的处所、趋向或达到的处所和与事等功能。两书稍有差别。“自”在《左传》中以引进行为起始的处所为主，在《国语》中引进起始的处所和时间两项是主要功能。“及”在《左传》中引进时间和引进对象的用例数量基本相当，《国语》中“及”以引进时间最为常见。

（3）在非常用介词方面，《左传》中“因”以引进动作行为的原因为主，其次是引进动作行为的媒介；《国语》中以引进动作行为的依据或条件为主，其次是引进凭借的时机。两书虽有此差别，可是“因”的数量很少，有这种差别的地方便更少了。《左传》中“从”有15例，《国语》中仅3例，而且《国语》中“从”没有引进动作行为起始或经由的处所的用法。

（4）《左传》中有而未见于《国语》的介词有“暨、逮”；《国语》中有而未见于《左传》的是“那”。用例都很少，其中“那”出现在“越语”部分。

1. 两书的连词系统中，常见的连词包括：而、以、则、且、及、与、若、虽、故、是以、苟。以上连词在两书中的功能、见次所占的比重及连词所处的语法位置等都趋于一致。其中“而”所连接成分的性质分类在两书中极为接近；从“以”所连接成分的性质及其语法功能看，两书的连词“以”表现出很整齐的一致性；“则”在两书中都以用作承接连词为主，用法分布也较一致。诸如此类的连词在用法、分布和使用上的特点，都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这些我们在每一个连词的分析中都已提及，此不赘述。

2. 整个连词系统中表现出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左传》中“如”可用作并列连词、转折连词和假设连词；“抑”可用作假设连词；“是用”可作因果连词；双音词“若苟”作假设连词；“兹”作因果连词；“斯”作承接连词；“自”作假设连词；“暨”作并列连词；“即”“将”“第”“或”作假设连词；“庸”作承接连词。《国语》中都未见。

（2）《国语》中“与”作选择连词；“且”“讵”“使”作假设连词，《左传》中未见。

（3）以上两书中“此有彼无”的连词，都很少使用，用例少，有些介词或有较强的地域性。两书都使用的其他的连词在位置、用法、功能等方面没有什么差别，主要就是使用数量的差异。

在语气词比较一章，我们统计了两书语气词的使用数量及在两书中的分布。通过对照，两书中的语气词最常用的是“也、矣、乎、哉、者”，这五个语气词的使用数量在各书语气词总量中的比重非常接近。《国语》中“者”使用数量比“哉”要多。

“也”所出现的语法位置，包括用于单句和复句的数量，两书都表现出严整的一致性。另外，用于各类谓语之后的“也”在两书中分布所占的比重也相当接近，在表达的语气方面，两书稍有差异，《左传》中“也”表达判断语气较《国语》多，表达陈述语气较《国语》为少。“矣”所表达的语气在两书中都以用于肯定陈述为主，在“矣”处于各类谓语之后方面，两书各类比重也很接近。从“乎”构成的各类固定格式来看，两书中都有80%以上的“乎”处于较固定的句式结构中，各类句式结构在总量中所占比重也呈现整齐的对应关系。“哉”以用于句末为主，占80%，从“哉”的前项成分的语法性质来看，《左传》中“哉”，用于谓语动词之后较《国语》所占比重小，用于名词性谓语后较《国语》为大，稍有差异，其他包括“哉”所表达的各种语气方面，两书都趋同。

用例较少的语气词“夫、也夫、已、而已、与、耶、兮”在语法位置和表达的语气方面基本都是一致的，只是使用数量上有所差别。另外，《左传》中还使用了“只”，《国语》未见；《国语》中使用了“邪”而《左传》未见。以上这些语气词的使用数量都很少，在前面对两书关系考辨的相关文献中已经对这部分语气词有所揭示。

从叹词部分来看，张以仁认为《国语》中没有叹词，《左传》中使用叹词“嘻、乌乎（乌呼、呜呼）、呼”。李佳在检讨张文时认为《国语》中有叹词“兮，猗”。

语首助词“夫”在《国语》中使用数量远多于《左传》，不过在“夫”引进的句法成分方面，两书大致都有分布。《国语》中“夫”用于分句或句子之首的用例较多。这种现象我们从前文分析中得出其大概与《国语》是“语”体著作相关，文中发表议论或记言等，往往用“夫”。

本书总结了一类“提宾助词”，主要是“是、实、焉”，两书中都有用例，笔者也曾有专文讨论提宾助词的结构特点。本书从该类宾语前置结构的动词、前置的宾语等方面总结了提宾助词的使用特点。以往的语法著作往往将“是”“之”解释为具有复指作用的代词，指代提前的宾语。本书通过分析，认为“是、实、焉”都有这类用法，而这几个词很难说具有代词性质，通观这一类词的特点，我们认为可以将其处理作一类具有提宾作用的助词。两书中以上助词只存在使用数量上的差别，结构中的动词特点、宾语的特点等在使用上没有差别。

本书还重点比较了结构助词“所、者”，这两个词历来是古汉语语法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其主要功能是将谓词性成分转化为体词性成分，结构上一般是“所·动［宾］”“动［宾］者”。通过分析，两书中“所”字结构、“者”字结构的语法功能以及其中“动宾”的结构特点基本一样，只存在使用数量方面的差异。

通过对结构助词“之”的分析，可见“之”所处结构的数量占总数的比重，两书极为接近。“之”结构的音节数量的分布也极为接近。

此外，《左传》中有1例“其”作结构助词，1例“言”、1例“勿”、7例“宁”、3例“于”作音节助词，《国语》中都未见。音节助词“云”“有”“其”的用例都较少，在使用上没有差别。在构词词尾方面，两书主要用“然”“焉”，使用中也没有差别。《左传》中有1例“尔”，《国语》未见。

通过本书对两书介词、连词、语气词、助词、叹词及副词的梳理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两书中存在一些差异，有些虚词在两书中的使用体现出各自的个性，主要是那些只见于一书未见于另一书的虚词，而从总体上来看，这部分虚词的使用数量很少，都属于非常用虚词。在虚词系统中，两书常用虚词的使用特点、语法功能、语法位置、见次所占比重等诸多方面，两书表现出极强的一致性，文中有些数据甚至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本书侧重比较，比较往往偏重于得其“异”，本书也的确发现一些异点。不过这些异点不足以抹杀两书虚词系统和虚词使用的高度一致性。由此我们更确定两书之间的关系至为紧密，若非一人所作，也应是由同一派学者整理过，这部分学者还应是处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域之中。《左传》中表现出个性的虚词总体要多一些，我们判断是因为《左传》的编著者对史料进行过更多的加工，而《国语》似乎更多是原始史料的孑遗，较少经过加工润色，故部分体现个性的虚词也集中出现在某国语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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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自公众号 人文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