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一丹丨沦陷下的“表微”之学 ——以北平辅仁大学为中心

文丨袁一丹

1930年刘半农以辅仁大学教务长的身份谈及这所大学的现状及将来，称“辅大在北平各大学中，是比较最年轻的学校，算到现在还只有三岁。北平的国立学校，如北大已有三十年的历史；私立的如燕大、汇文等，也已有一二十年的历史，辅大虽然这样的年轻，近来说出名字来，社会上也有人知道了。它虽然没有很大的名声，但不在坏的学校中间，总在水平线上面。这是本校将来发展的立脚点。” [1]

辅仁是天主教背景的教会大学，这所大学的前身是1913年英敛之于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的辅仁社，取《论语·颜渊篇》中“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意，招收天主教青年，授以经史百家之学。1925年英敛之以辅仁社为基础，改办公教大学，移址于城中涛贝勒府。

北平辅仁大学

1926年英敛之去世，陈垣继任社长，改校名为辅仁大学，当时只有文科，内分国文、史学、英文、哲学四系。1929年依照国民政府颁布之大学法，改文科为文学院，增设理学院及教育学院；并改组董事会，聘请陈垣为第一任校长，沈兼士为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2] 

在三十年代北平各公私立大学中，辅仁是后起之秀，一时难与北大、清华等国立大学及燕京大学并驾齐驱，只能在一般私立大学中争一日之长。辅仁在北平文教界的迅速崛起有一般私立大学不易具备的优越条件：首先一般私立大学，经费比较困难，辅大则在经济上有教会的保障。[3]即便在沦陷时期，仍有较稳定的经费来源。据1938年5月日伪新民会对北京市私立大学作的一般调查，辅仁1933年后改委美、德两国圣言会（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办理，每年经费总额约计三十一万馀元，其中罗马教廷每年拨付二万五千美金，圣言会五万美金，学费约四万元，临时捐约一万元，合计国币约三十二万元 。[4]另据1939年12月抄送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科的一份“私立专科以上各学校调查表”，其中经费来源一栏，辅仁填报的数额是约六十五万元，包括罗马教廷、圣言会拨付及学费。[5] 

除了来自教会的经费保障，辅仁大学还有其他方面的优越条件：一是师资上有几位在北京大学有声望、有影响与实力的名教授热心支持；二是招生严格，取分标准高，可以保证教学质量；三是教育导向较切实，能言中利弊，引导学生踏实读书。邓云乡以为这几点保证了辅仁在三十年代以一个家底薄、历史短的新学校，逐步成长为一所有特色、有口碑的大学。

不妨从学生的视角来看辅仁在三十年代北平文教界的位置。沦陷时期出版的一份学生刊物上曾登出北大学生齐东野的一篇辅仁印象记，文笔生动，回忆起1934年暑假自己高中毕业时：

齐东野是从报纸上的招生广告，而且是续招三次的广告上，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学校，因为他中学老师中没有一位是辅仁毕业的。后来又随同乡去辅仁大礼堂听鲁迅的讲演，见到不少黑衣白领的外国神父，于是断定：辅大校舍壮丽，生活贵族化，礼堂即教堂，近乎燕大的气味；学生的派头浪漫，程度够不着当教员，又近乎朝大、华北的模样[7] 。这便是当时高中毕业生眼里的辅仁大学。

毕业于辅仁的作家查显琳也认为，比起别的大学，辅仁还粘着一股洋气。因为是天主教大学，校内的洋神父多；又因为是私立大学，学生家境较宽裕，有不少华侨学生，穿西服的和穿长袍的各半[8] 。据查氏回忆，三十年代北平的大中学校，除了规定穿制服的，学生几乎全穿长袍，外罩蓝布大褂。辅仁却有一部分学生夏天西服长裤衬衣，冬天洋装大衣革履。不仅从学生的穿着打扮，从校园建筑上也可以见出辅仁的“洋气”：

所谓“洋气”只是对一所大学流于表面的认识，令北大学生齐东野颇感惊异，因而对辅仁另眼相看的是，其文史领域的头面人物：一位是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一位是国文学系主任余嘉锡 。[10]就师资队伍而言，辅仁与北大颇有渊源，不仅沈兼士曾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校长陈垣也长期担任国学门导师。即便1931年北大实行教授专任制以后，辅仁文史两系的重量级学者仍以讲师身份继续在北大..。据1932年北大文学院课程一览，其中“文籍校订组”所修课程，就列有沈兼士的“中国文字及训诂”、余嘉锡的“目录学”“校勘学”及陈垣的“校读实习” 。[11]另查1934至1938年间辅仁教职员履历表，北大出身的有：赵荫棠（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生）、容肇祖（北大哲学系文学士）、陆宗达（北大中文系毕业）、储皖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生）、罗庸（北大文学士）、柯昌泗（北大文科中国文学门毕业）等。[12] 

在校长陈垣的悉心经营下，辅仁根柢虽浅，却逐渐发展出与北大、燕大不太一样的文史传统。辅仁文史之学的特殊面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陈垣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首先辅仁聘陈垣为校长，本就是破格之举。因辅仁是天主教大学，而陈垣信奉耶稣教并非天主教徒。天主教居然从教外物色校长，甚是开明。曾在辅仁任教的台静农指出，“这一所新兴的大学，主要教授多未从其他大学物色，而是从大学范围以外罗致的”，因陈垣久居北平，结识体制外的学人甚多，一有机会便把他们推荐出来 。[13]援庵弟子牟润孙也回忆说，陈垣亲自为辅大文史两系挑选教员，与四九年后傅斯年主持..大学时大包大揽、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的作风相同。牟润孙认为陈垣提拔人才，“超越学派观念，极力揄扬不甚知名的饱学之士”，如余嘉锡、伦明、柯昌泗、张星烺等人都是因陈垣举荐而被人发现的，邓之诚、张尔田入燕京大学任教，也凭借陈垣的关系。[14]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

辅仁文史两系的班底，始于陈垣与沈兼士这对老搭档。据周作人晚年回忆，沈兼士在西山养病时与陈垣相识，“逐渐二人互相提携，成为国学研究的名流” 。[15]沈兼士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陈垣则由导师，转升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再进而为辅仁大学校长。沈随后亦脱离北大，跟随陈垣任辅大文学院院长。

最能说明陈垣用人标准的，当属辅仁文史两系的主任：余嘉锡与张星烺。余嘉锡1932年被聘为国文系主任[16] ，在辅仁教职员履历表上，“毕业”一栏填的是“未”，“学位”一栏写着“无”，特长是“研究目录之学及古今著述体例、学术源流”，“经历”如下：

余嘉锡原是前清举人，在北京作过官，自称是六品小京官。台静农回忆说，余面孔白皙，黑黑的八字须，步履稳重，不苟言笑，给人的印象，严肃而有官派[18] 。陈垣晚年追述与余嘉锡的交往，谓1927年余进京求职，二人谈起彼此治学的经过，“各有甘苦，颇能契合”。余嘉锡到辅仁国文系任教后，两人见面的机会较多，“研史论学，各有启发，每谈至深夜，不知疲倦”。抗战期间“论学诸友纷纷离京南下，能谈者减少”，陈、余同在一校工作，又同住一街为邻，早晚相见，往来更密。 [19]

至于史学系主任张星烺，此人履历表上的学历颇体面，自称“天津北洋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毕业”，然其所修之专业、获取的学士硕士学位是化学，完全与史学无关。张星烺1929年任史学系主任，此前都在化学界任职：曾任汉阳铁厂化学师、南京国民政府实业司技企、湖南长沙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应用化学科主任、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北京盐务学校盐质化验处主任、学济铁路四方机厂化学师、兵工厂督办处技正、财政部化验处技师 [20]。将一位经验丰富的化学师聘为辅大史学系主任，可见陈垣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

余嘉锡、张星烺这样出身的学者若照现在大学教员任用条例，不经层层审查，没有对等的学历或相应的教学资历，绝不可能登上大学讲台，更无资格担任系主任之职。三十年代北平的文化氛围，在台静农看来，自有其宽松处，许多人靠微薄的薪俸维持生活，而将治学研究作为生命的寄托，理乱不闻，自得其乐，一旦被罗致到大学来，皆能有所贡献 [21]。余嘉锡在履历表中填报的经济状况是，每月收入三百元，开支约二百七八十元，其进辅仁后出版的学术著作有《目录学发微》《校勘学举例》《古书校读法》《四库提要辨证六十卷》《元和姓纂补辑十八卷》。而履历表上张星烺的家庭经济状况是“小康”，出版著作有《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册、《马哥孛罗游记》两本、《欧化东渐史》一册及各杂志论文。 [22]

辅仁文史之学

辅仁文史两系聚集的这批学者虽各有专长且做出不俗的成绩，但在三十年代北平文教界中的位置其实是相对边缘的，他们对以北大为中心的学术圈及其引领的新思潮多少有所不满。如1926年张星烺致信陈垣称：

信中对北大文科的批评以及对“新文化主义”的不以为然，恐怕不仅是张星烺个人的意见，也代表了长期被北大派压制、受新文化运动冲击、文化立场相对保守的一批边缘学者的共同看法。

与陈垣、余嘉锡过从甚密的文字训诂学家杨树达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出对“浙派”把持北大的不满。1933年4月6日杨树达走访陈垣，谈及北平教育界情形，“援庵深以浙派盘踞把持不重视学术为恨” [24]。所谓“浙派”主要指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及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同年5月15日，余嘉锡南下前与杨树达谈及在北平学术界的感受，谓“在辅仁大学，意不自得。北京大学为某等把持，止以数小时敷衍，决不聘为教授，致与人相形见绌” [25]。由此可知辅仁文史方面的学者对北大“某籍某系”的排斥心理及不同程度的自卑感。

七七事变以后，北大、清华、师大各校相继南迁，滞留在北平的文人学者为维持生计，纷纷进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任教，以躲避伪大学的招揽。因此辅仁文学院的教授阵容在沦陷时期可谓集一时之选，以国文学系为例：由余嘉锡教目录学，沈兼士教文字学，高步瀛教唐宋文，孙人和教词选，孙楷第教小说史，顾随教元曲，刘盼遂教汉书，赵万里教校勘学，陆宗达教说文，戴君仁教文选，储皖峰教文学史，陈君哲教马氏文通，周祖谟教等韵学……  [26]在沦陷最初二三年间，辅仁急速发展，并保持故都学府之一片干净土，沦陷区青年莫不以考入辅仁为荣 [27]。据辅仁大学师生员工情况统计表，1937年学生人数为270人，1938年骤增至678人，其中文学院学生数由115人增至399人，增长近四倍。[28] 

因辅仁起初局面不大，校内人事关系相对单纯，没有北大那么强的派系之争 [29]，并且校长陈垣的学术声誉及社会影响明显在众人之上，所以在用人甚至整个教学导向上有相当大的主导权。陈垣一贯主张窄而深的专题研究，对文学史、史学史、哲学史等专门史，“尚且觉得范围太广，更不要说思想史、文化史了；至于中国通史、世界通史，那就更大而无当了” [30]。这种以专题而非通史为主的研究取向，似有意与三十年代以胡适为首的北大文科抗衡。据毕业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以思想史见长的蔡尚思回忆，陈垣曾亲对他说：“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的所谓名著，很像报章杂志，盛行一时，不会传之永久。” [31]

陈垣一度想将蔡尚思招入麾下，但两人在课程安排上产生分歧[32] 。照辅仁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中国史分六段讲授，即上古、秦汉、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并没有蔡尚思拟开之哲学史、政治社会思想史、文化史，陈垣建议他改上断代史。国文系也无需招蔡来上文学史或国学概论、诸子概论之类的课程，陈垣为他安排的任务是教“普通国文”。所谓“普通国文”系专为大一新生开设的必修课，鉴于学生国文程度普遍低下，陈垣要求各系一年级学生必须补修国文一年，每两星期作文一次，分小班教学，每班约三十人，由四五位青年讲师分任此课，简而言之就是替学生改作文。[33] 

陈垣去信劝蔡尚思调整研究方向，谓“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以动国际而垂久远”，否则“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 [34]。这与他对胡适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评是一致的。在课程安排上，陈垣同样立场鲜明，坚称“国文系所要者改作文，史学系所要者断代史，馀如诸子概论、国学概论等，均已有人担任。哲学史、思想史等，校中无此等功课。” [35]可见陈垣个人的治学风格对辅仁文史两系的教学导向，尤其是课程设置有决定性的影响。

然而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一般学生在入门阶段似难认同陈垣专深的治学取向，而更容易接受粗线条的通史、概论，或体系化的思想史、文化史，根本无法领会辅仁课程设置背后隐隐然与北大抗衡的用意。齐东野曾两次带着学费踏进辅仁宫殿式的校门，打算交..费而未果，主要原因就是觉得辅仁国文系的课程表跟北大比起来太守旧了：

可见在一般文科学生心目中，文学史的权威业已树立，以“史纲”“概论”为后缀的课程，地位高于专书研读及各体文习作。以1932至1933年度北大文学院课程一览为例，文学院一年级共同必修科有四门：“哲学概论”“科学概论”“中国通史”“西洋通史” [37]，都属于陈垣批驳的“大而无当”之学，还不如让大一新生从目录学入手，摸清国学的基本轮廓。

在辅仁国文系一年级的专业必修科中，最重要的一门便是系主任余嘉锡开设的目录学 [38]。这门课以张之洞《书目答问》为教材，辅以《书目答问补正》，分两年按四部秩序讲授，课程说明如下：

1942年考入辅仁史学系的来新夏，跨系选修这门课程，据他描述余嘉锡在课堂上的风采：“虽已年逾花甲，但仍然精神矍铄，了无老态”，“讲课操湖南乡音，手不持片纸，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使人如饮醇醪，陶醉于这形似枯燥而内涵丰富的学术领域之中” 。[40]

余嘉锡

余嘉锡是湖南常德人，上课讲湖南官话，据说常在句子间加上“格格”的语音。沦陷时期就读于辅仁国文系的林辰，回忆大一时上目录学课的情形，称余嘉锡只拿一本《书目答问》坐在台上，按《书目答问》上开列的书名次序，逐一讲述某部书的内容如何，卷数多少，共有几个版本，以何种版本为优，书中有哪些问题，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如何，以及《四库全书提要》对这部书的记载有何错误之处等。而这些内容都仅凭记忆而来，除《书目答问》及书上的批注外，从无片纸只字的记载作讲述参考。余嘉锡的课从不印发讲义，学生们只能边听边埋头苦记。[41] 

从目录学入手，并非辅仁另辟蹊径的教学法，清儒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开篇即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卷七又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42] 。余嘉锡认为目录学“以能叙学术源流为正宗”，其意义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43]，给初学者提供一份导览图。因此目录之书应兼有学术史的功用，与传统“账簿式”的书目有所不同。陈垣晚年回顾自己的读书经验，也再三强调目录学的重要性，他将目录学比作一个帐本，认为要先盘点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摸清自家仓库里的存货，才能窥见读书门径，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44] 

辅仁文史两系的毕业生，日后从事学术研究，多得益于目录学奠定的知识框架。在余嘉锡指点下，对目录学发生兴趣的来新夏，曾为《书目答问》编过三套索引，自称掌握了这套基本书目后，对于读书治学、开辟领域、转换方向都有左右逢源之感，并能以此为基础，迅速扩大书目储存量，而书目恰恰又是学术研究的起跑线 [45]。从目录学入手，正是来新夏日后能游走于多个学术领域的原因之一，也验证了余嘉锡在辅仁国文系为大一新生开目录学的长效作用。

陈垣为《余嘉锡论学杂著》作序时，指出余氏治学从《书目答问》入手，“他学术的渊源，实得力于目录学；而他终生所从事的学问，也是以目录学为主，几十年以考索《四库提要》为恒业” [46]。余嘉锡于《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自述学术次第：

余嘉锡十七岁始读《四库提要》，持续钻研五十馀年，著有《四库提要辨证》二十四卷，自谓其“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 [48]。但陈垣指出余嘉锡与前代目录学家之不同在于，他并不仅仅限于鉴别版本、校雠文字，而是由《提要》上溯目录学的源流，旁及校勘学方法，并且能研讨学术发展过程，熟悉历代官制、地理和史学 [49]。

余嘉锡之成学经过，实与陈垣同一途径。陈垣聘余嘉锡进辅仁，即因二人的治学经历“颇能契合”。陈垣坦言他读书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未得良师指引，只是由《书目答问》入手，自《书目答问》而《四库提要》，以此为阶梯逐渐学会按目录来买书、读书 [50]。陈垣研究任何题目，必先罗列必读书目，其谓“凡考证文先要观其利用何种书籍为要”[51] ；他教学生也是从目录开始，如“史学名著评论”“..史籍概论”等课程均带有目录学的性质 [52]。连辅仁大学的藏书也与别家不同，据云国文系藏书先是以马夷初的“大马山房”藏书为基础，平日收书除当代学术著作外，则以张之洞《书目答问》为范围，这当然出于校长陈垣的主张 [53]。陈垣、余嘉锡及其弟子读书治学均由目录学入手，这一点造成了辅仁文史之学与以北大为策源地的新文学、新史学在知识结构及学术趣味上的根本区别。

辅仁大学图书馆

以北大课程作参照，齐东野对辅仁的评价是“要而不紊”，但有些“保守慎重，规模狭小”。“规模狭小”受制于师资力量，抗战前的辅仁国文系短时间内肯定无法与阵容强大的北大文学院相提并论；“保守慎重”则涉及陈垣、余嘉锡等人的学术立场与教育导向。辅仁国文系的课程设置确实偏重专书研读及诗文习作，而非以文学史为中心。例如据1932年辅大文学院国文系组织大纲，文学组一年级虽也有“文字学纲要”“声韵学纲要”“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等课程，但二年级以后，文学史及概论性课程就被“历代骈散文代表作品”“历代诗代表作品”“文专家研究”“诗专集研究”“群经诸子专书研究”“史记汉书研究”等取代 [54]。以系主任余嘉锡讲授之“历代骈散文代表作品”为例，该课程除讲明文章作法外，“尤注意于知人论世，考其模拟变化之所以然，盖兼有文学史之意焉”。虽“兼有文学史之意”，但这类课程毕竟是以作品为中心，更侧重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而非勾勒史的线索。

一位学生回忆说余嘉锡主持下的辅仁国文系，多偏重于旧学方面的课程，新文艺之类的课开得少之又少 [55]，其在读四年间只选修过一门“明清小品文”，勉强与新文艺沾边[56] 。从历年录取新生的谈话中不难发现一个“投考秘诀”，可传授给有志报考辅大国文系的青年：如果在入学考试时，“作文”一科写的是一篇语体文，恐怕被录取的希望就有点渺茫了 [57]。

 沦陷时期就读于辅仁国文系的傅试中回忆他1941年报考辅仁的经过，称当时大学入学考试没有范围，只是就高中毕业的水准命题，而辅大国文试题分外严格，报考国文系的均由余嘉锡亲自阅卷，初试过关后再逐一口试 [58]。当年辅大国文试题有两道令他印象深刻：一题是标点南宋刘过《沁园春》词：“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试卷上没有标明作者和词牌，全词用对话体，风格特殊，一般选本上不易看到。但由于傅氏在中学即偏爱古诗词，恰好背诵过这首《沁园春》，虽不能依照词律标点，却幸断句无误，并能注出作者姓名和词牌。另一题是翻译《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中的一段为文言，因原文句式比较整齐，傅氏一时乘兴译为骈文。傅试中凭借骈文及对词体的娴熟掌握，得到国文系主任余嘉锡的高度认可，使其在因病未参加口试的情况下获准入学。傅氏这段回忆也从反面印证了作文不宜用白话的投考秘诀 [59]。这一投考秘诀及课程设置均透露出陈垣、余嘉锡诸人的治学取向及文章趣味，亦即辅仁文学院的教学方针，确有意与北大倡导的白话文及整理国故运动相抗衡[60]。

从入学试题已可见出辅仁对学生国文基础的高度重视。据曾任辅仁国文教员的牟润孙回忆，校长陈垣亲自主持大一国文的教学工作，不仅教员由他聘定，连课本也是他编选的。每年暑假前组织全体一年级学生国文会考，由陈垣自己出题，指定几位青年教师分阅，然后再由他亲自校阅一遍。历年《辅仁大学国文读本》后均附有数十章《论孟一脔》，也是陈垣选定的[61] 。据说陈垣从不在国文课上讲什么学术思想以及国学、国故之类，他虽不主张青年都要读经，却认为《论语》《孟子》是必读的，因为《论》《孟》构成中国语文的主要传统 [62]。

陈垣在家书中谈及他编选《论孟一脔》的用意在“令学生读之烂熟，涵泳玩索，习惯自然，则出口成文，可免翻译之苦” [63]。这里的“翻译”是指文白之间的切换，初学者作文时习惯先作成白话，然后翻译成文言。陈垣认为作文是作文，翻译是翻译，本国人学本国文无须经由翻译，“贵能使言文一致”。但陈垣所谓的“言文一致”，并非以文就言，而是以言就文，故以《论》《孟》为言文一致之标准，令学生熟读成诵后，领会文言之语感，则下笔自易，无需翻译。由此可知陈垣编选《论孟一脔》的目的不在读经而在作文，因而在教法上“注重文章，不能照经书讲，总要说出使人明白而有趣为主” [64]。

1941年9月《辅仁生活》上刊有《各系一年级普通必修科之概况》，其中对“普通国文”的课程介绍，可与牟润孙的回忆相互印证，并略有补充：

据1939年《辅仁大学一览》，“各院系共同必修科”中担任“国文”一门的有9位，分别是普通科国文教员启功、周祖谟、许世瑛、刘厚滋，史学系讲师柴德赓、张鸿翔、牟传楷（即牟润孙）、余逊以及国文学系讲师戴君仁。其中启功、周祖谟、柴德赓、牟润孙、余逊都是陈垣的入室弟子[66]。 

陈门四翰林：启功、余逊、柴德赓、周祖谟

启功晚年的口述史为复原辅仁大一国文的教学现场提供了更丰富的细节。1938年启功回辅仁任普通必修科国文教员，据他说大一国文课各班的教材是统一的，选哪些作品，为什么选这些篇目，每篇的重点是什么，通过作品讲授要达到什么目的，陈垣在事前都有周密的考虑，会向授课的年青教师讲解清楚。学年末全校的大一国文课还要统一“会考”，由陈垣亲自出题，统一评定分数，启功认为“这既考了学生，也考了老师，很有‘竞争’的味道”，大大调动了授课教师的积极性。每到这时，他总是加班加点地为学生辅导，争取在会考中取得好成绩，不辜负陈垣的期望[67]。 

启功指出陈垣非常注重写作训练，对作文课抓得很严。当时学生的作文都用毛笔写在红格宣纸本上，陈垣要求国文教员在批改时也要工工整整地用毛笔来写，为此想了一个高着儿，定期把学生的作文连同老师的批语张贴在橱窗内，供大家参观评论，称之为“以文会友”。每到展出时，师生都格外用心，因为这不但是学生间的作文竞赛，也是老师间的教学观摩，促使启功改作文时总是提起十二分的警惕，不管是天头的顶批，还是最后的总批，每处都兢兢业业地写[68] 。学生编辑的新闻月刊《辅仁生活》自1940年1月起，曾摘录“以文会友”中之作者姓名及师长评语，评语的写法近乎古文家的文章评点：

陈垣认为“教书可以教学相长，教国文尤其可以借此练习国文” [71]，他有时也将自己的“程文”贴到橱窗内，供大家学习。改作文看似简单，若仔细揣摩初学者的心理，又有许多门道和需要留心的细节。陈垣曾在家书中提醒说：“凡与学生改文，应加圈，将其佳句圈以旁圈，俾其高兴。改不必多，圈不妨多，平常句亦须单圈圈之。”[72] 只改而不圈，可能挫伤初学者的积极性，陈垣考虑得如此周密，无怪乎启功诸人在替学生改作文时，一字不敢懈怠。

1939年《辅仁生活》第1期上有一篇校园生活报道，交代了陈垣为增进同学对国文的兴趣，发明“以文会友”的一幕：

1939年10月19日“以文会友”第一期张贴出来，“只见玻璃架前，人头攒动，一个个摇头晃脑，有腔有调的在颂读，在欣赏”，上榜的同学无比得意。作文题目都是烂熟的：“自叙”、“与友人书”、“读国文的经验”、“中学生活回顾”等，较能发挥个人经验。10月31日贴出女校同学的作文，许多男生流连于橱窗前，听不到上课钟，因此男校一时“晚到”之风大盛。陈垣策划的“以文会友”在辅仁掀起一阵“国文热”，确实起到教学相长的效果。

以文会友

辅仁入学试题除了侧重考核学生的国文修养外，在沦陷期间还暗含道德教训的意味。如1937年度第一次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学者所以学为人说”，第二次则要求“自叙家世及求学之经过”。1938年的作文题为“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语出范仲淹，作文言或语体均可，但须加新式标点符号。该年的翻译题是将“荆轲刺秦”译成语体文，绘画题为作“溪山高隐图”一幅 [74]。无论是作文、翻译还是绘画，都或隐或显地向外界传达出辅仁在沦陷下的道义坚持，重在考察学生对何者为学、学为何事的理解。

辅仁将“尊德性”与“道问学”合二为一的教育导向，在1939年度入学试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该年的作文题为：“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问之事论”。题目出自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此文收入大一新生必修的《辅仁大学国文读本》。辅仁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在1941年秋季学期开学伊始，曾为大学新生抄录其中一节作为赠言，发表于《辅仁生活》上：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可视为沦陷期间辅仁师生共同遵循的治学取向与行为准则。1939年的入学试题虽只摘取“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这一句，但在顾炎武原文中，治学之事是与“有耻之事”并举的。所谓“有耻之事”，在明清易代之际包含“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挪到沦陷的特殊语境下，则指向学人群体所面临的政治选择与伦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