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1898年生，安徽怀宁人，是陈独秀的长子、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在上海..反动派“清党”行动中被捕牺牲。当他被捕后，..元老吴稚晖特意致函负责此事的上海警备司令、中央清党委员杨虎（字啸天）表示祝贺，信中那句“先生真天人”的著名吹捧，也因报章披露而轰传一时。
一般认为，陈延年于是年6月26日被捕，7月4日遇害。关于他被杀的原因，则有两种明显矛盾的叙述：一说为叛徒指认所致；另一说则是他身份一时并未暴露，陈独秀的挚友、上海亚东图书馆负责人汪孟邹得悉此事，遂向同乡老友胡适求援，胡适转托吴稚晖，不料所托非人，吴反向杨虎告发，致陈惨死。两说孰是孰非，长期未得定谳，遂一同流布世间。人民网“党史人物·陈延年”专页在叙述此事时，干脆说吴氏告密于先，叛徒指认于后，来了个二合一。
实际上，证诸现有公开资料和一手历史档案，陈延年之死的真实经过已可得到极为确凿的还原，而胡适、吴稚晖在此案中的作用，也与传闻所述颇有距离。让我们从“去伪”和“探原”两方面逐渐走向事件的真相。1980年前后，由于有关部门征集陈延年事迹，一系列知情人士的回忆材料相继出现。其中最为著名也最常被征引的，当为郑超麟所写的《陈延年烈士死难前后》（《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三辑）和胡允恭的《陈延年同志牺牲经过》（《红旗飘飘》1981年第二十三集）。两人对陈延年被捕杀的解释，恰好分别代表了上述两种说法。
胡允恭（1900–1991），安徽寿县人，早年受恽代英、高语罕等人影响投身革命，后进入黄埔军校，作为政治指导员参与过北伐。据他所说，对于陈延年的死，他并非直接知情，而是事后听高语罕的爱人王丽立转述：
据王丽立说：陈延年同志于一九二七年春调任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同年夏初的一天被捕。但他的身份蒋家特务并不了解。陈延年同志被捕的具体经过和日期地下党当时也不清楚，曾派人到亚东图书馆打听，了解延年同志从哪日起没有再来亚东。因此，汪孟邹也时常关心此事。过了一段时间，汪孟邹突然接到从上海市公安局寄来一封信，潦潦草草的几行字，大致说：我某日在某处误被逮捕，拘押市公安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当然不会有多大嫌疑，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衫裤都破烂了，请先生替我买一套布衫裤送来。下面的署名是化名，但汪老从字迹上立即认出是延年同志写的。
汪孟邹收到这封信，非常高兴！他决心把延年同志营救出来，衫裤也来不及代买，即乘火车到了南京。他的愿望虽好，可是昏庸糊涂。他行前不和任何人商量，到南京后径到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访问胡适。见面后他把陈延年同志的信，急急忙忙交给胡适看。胡适认不出延年同志的笔迹，问汪孟邹：“这是什么人？你知道我生平不讲‘假话’，你必须说出姓名，我方可以营救他。”汪即刻告诉胡适：“这就是陈延年。”胡适当面表示很好，说：“我一定营救他。”把信装入皮包，匆匆偕汪孟邹走出办公室。在总政治部门口，他要汪孟邹先回上海，等候消息，自己则钻进小汽车，直到吴稚晖家中，并把信交给吴稚晖。吴……立即跳起来，狂笑不已，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吴稚晖狂笑一阵，迫不及待，拿起电话报告蒋介石。蒋介石立即派汽车把吴稚晖接去。
这段话说得绘声绘影，细节异常丰富。胡适向汪孟邹问话、“把信装入皮包”、“钻进小汽车”等细节，皆有如亲见；而像吴稚晖“跳起来，狂笑不已……拿起电话报告蒋介石”等情形，即使是汪孟邹也绝无可能见到。尽管胡允恭自称后来又分别跟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确认过此事，但细节如此夸诞，实难取信于人。
事实上，汪原放在其回忆录《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一书中，就对胡允恭所说的情节只字未提，倒是该书的一则编者注采信了胡的说法。只是这位编者大概也意识到胡文有不少荒谬的成分，如所谓汪孟邹“到南京后径到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访问胡适”一事，对胡适生平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不论“坐班”还是“做客”，他都绝不可能在“总政治部”出现。因此，编者抹掉了此类有伤真实的细节，换成了汪孟邹“即乘火车到南京，径去访问胡适”，反而帮助这个一眼望去就极为可疑的故事，随着汪原放这部重要著作的销行而广泛流传开来。
另一位叙述者郑超麟（1901–1998）作为中国“托派”骨干之一，和陈氏父子、汪氏叔侄皆有极深的关系。抗战爆发后，他还曾在陈独秀、汪孟邹的安排下，在汪氏的老家绩溪隐居了三年（汪无功：《郑超麟在绩溪——怀念郑超麟、吴静如老师》，《亚东六录》，黄山书社，2013年）。他的这篇文章，其实是对黄逸峰《陈延年烈士在沪被捕和牺牲经过》一文（《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一辑）的反驳和纠正。黄声称从陈延年之弟乔年那里得知了延年的“被捕及牺牲经过”：陈延年一开始佯称自己是“这一家主人雇的烧饭司务”，瞒过了敌人；而正当中国济难会试图用“八百元”将他“赎出”时，“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原放却想到向同在上海的胡适求援……此后的情形，便与胡允恭的讲法大同小异了。大同在于，都是胡适转托吴稚晖，而吴转脸告密；小异在于，在黄文中，吴稚晖告密是通过给杨虎的一封电报实现的，其中有“啸天天人，除此巨憝”等语，杨虎得悉后严加审讯，韩步先率先叛变，“认出并咬定了陈延年、赵世炎、郭伯和等同志的身份”，遂致三人“于七月十九日……壮烈牺牲”。
郑超麟和胡允恭一样，陈延年被捕时也不在上海。他特意寻访了一些“老同志”，结合自己的回忆作出了澄清。郑文条分缕析，几乎逐点反驳了黄逸峰的说法，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陈延年和赵世炎并非同时被捕，而是陈先赵后。韩步先的叛变导致赵世炎被捕，而非陈延年：
记得陈延年被捕后，曾由赵世炎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工作了一段时间，叛徒韩步先供出赵的住址才被捕。
二、陈延年被捕是出于奸细告密，自无隐瞒身份的可能，而且此人不是无名之辈，当有据可查：
据我所知，陈延年被捕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奸细告密的。此人姓名我已忘记，当时他爬上上海某区区委书记的职位，某次江浙区党委召开有各区区委书记参加的重要会议，此人向杨虎告密，届时杨虎派人从外面打进去，他在里面策应，首先抓了正在收拾文件的区党委秘书长韩步先，然后抓了陈延年。陈的面貌和身份，那个奸细完全清楚，所以陈被捕后不可能隐瞒身份，杨虎也不待有人营救才知道陈的身份。
三、亚东营救未果的人是陈乔年而非陈延年，转托的人则是许世英而非胡适，黄文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营救陈乔年一事，郑超麟亦得与闻，故知之甚详：
关于陈延年被捕后营救问题，据我所知，当时没有亚东图书馆主人托胡适转托吴稚晖营救陈延年的事。但这种传说事出有因，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被捕后，身份没有暴露，后来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汪原放之叔）辗转托人找许世英营救，暴露了乔年的身份。在此以前，党中央设法营救陈乔年，已打通伪警备司令部，并付了一些钱，可由亚东图书馆出面保释（当时我曾将此情况告诉陈独秀，陈皱起眉头说：“没有用，将来发现他是陈乔年，还是会枪毙的”）。后来王若飞同志守在亚东图书馆，等候伪警备司令部电话“对保”，可是伪警备司令部既拿了钱，又不放人，陈乔年同志终于牺牲。
四、吴稚晖发给杨虎的是一封贺信而非告密信，并曾见载报端：
至于吴稚晖在陈延年同志被捕后打电报给杨虎“庆功”，也是有的，这个家伙在电报中还说杨虎抓了陈延年，比抓了他父亲陈独秀功劳还大，因为儿子比老子更厉害。当时上海报纸曾公开发表过这份电报。
以上四点，第一点有许多党史研究可证明；第二点所云“奸细”，确有其人，且容后文揭晓；第三点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里有详细的追忆，与郑氏所说若合符节；至于第四点，则可通过1927年7月5日一篇报道捕获、处死陈延年等人经过的新闻稿来验证。它其实是一份来自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特别通稿，首由《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沪上大报同时登载（《时事新报》版稍有节略），稍后又被其他报纸转录。媒体刊发如此整齐有序，显然经过特意安排，宣传意味昭彰。文中一面对中共肆意诋毁，一面又对“长官”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自我表功的意味极强——尽管如此，这篇通稿仍是大部分局外人了解陈延年之死的直接依据。兹将无关文字略去，其余部分具录如下：
●铲除共党巨憝
警备司令部来稿……杨啸天司令、陈人鹤（按即陈群）主任，奉总司令命令驻沪……杨司令近又亲自率队破获恒丰路..之省党部及总工会等秘密机关，并将其重要部长秘书多人当场捕获（其姓名探明后续布），而发布命令指挥布置之巨魁之陈延年，即共党首领陈独秀之子，亦同时逮捕……陈逆因阴谋败露，遂离粤来沪。沪为其潜势力所在地，羽翼极丰，改名陈友生，匿居某巨商宅中……杨司令早有所闻，多方侦缉，竟被亲自率队前往捕获，并经杨司令亲自讯问。该逆痛哭流涕，亲作悔过书一通（其悔书容再探志）……杨司令讯得前情，昨已将延年明正典刑矣……此次清党政策，吴稚晖先生亦首为主张，同此勠力。昨因延年被捕，函贺杨司令大功告成，且亦盛称其事不置云。兹录吴稚晖函如下：“啸天先生执事：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其人发生额下，厥状极陋’，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所有今日共党之巨头，若李立三，若蔡鹤孙，若罗亦农，皆陈延年在法国所造成。彼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盖不出面于..之巨魁，尤属恶中之恶！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国共党之胆。适返沪，以匆促未能奉谒，谨驰贺大成功。弟吴敬恒”
黄逸峰所谓“啸天天人，除此巨憝”等语实从此出，郑文最后一点也得到了证实。此外，世人多为吴稚晖贺函中的恶辣用词所吸引，反而忽视了其中足以说明问题的重要细节。由“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可知被捕者即陈延年一事，是杨虎告知了吴稚晖，而非相反；“其人发生额下，厥状极陋”一句，报刊原文加上了直角单引号，以示是对杨虎来函原话的引用，那么杨虎对陈延年外貌、身份等信息的事先掌握，更无可疑，不必通过“汪孟邹—胡适—吴稚晖”这条迂曲的消息链获知。
至此，对于郑超麟和胡允恭（以及黄逸峰）的两种叙述，孰为负责任、讲证据、实事求是的历史叙述，孰为信口开河、添油加醋，乃至无中生有地“发明历史”，已可得出清晰的判断。“去伪”的工作其实并不困难，细心的读者只要将上述几篇文章放在一起对读，并结合《申报》报道、汪原放回忆录等材料，都不难辨明真假。但如果要更进一步，对陈延年被捕、受审、遇害等情事的具体时间、细节作出准确还原，则并非易事。因为前引通稿乃是..特务机关精心炮制之作，具有很强的策略性与宣传性，不但充斥着用于打击中共士气的不可靠细节，对一些关键时间点，也刻意布下迷阵。
由于通稿在7月5日统一发布，文内又有“昨已将延年明正典刑矣”一语，照一般理解，陈延年的遇害日期即为7月4日。而这样的讲法又与吴稚晖贺函中的表述，以及他的公开行程处处相符。贺函称“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又谓“适返沪，以匆促未能奉谒”，表面上即是说吴氏7月4日获知陈延年被捕的消息，同日又有“返沪”的行程。而《申报》7月4日一则快讯云：
中央社四日南京电：张继、吴稚晖、蔡元培本晚由宁返沪。
中央委员蔡元培、张溥泉、李石曾、褚民谊，于前晚联袂由宁乘沪夜快车来沪，昨晨抵北站。
当时南京到上海的列车每天五班，夜车一班为每晚九点三十分发车，次晨七时抵达上海北站（方继之编：《新都游览指南》，大东书局，1928年）。那么吴稚晖确有7月4日晚搭乘快车由宁赴沪的公开行程。
宣传通稿的叙述表面看来确实天衣无缝、牢不可破。然而早在1980年代，就有蔡鸿源、孙必有两位学者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杨虎致吴稚晖的亲笔信，以及杨虎、陈群向蒋介石汇报工作的两通密电，推翻了“7月4日说”（《陈延年同志遇害后杨虎致吴稚晖函》，《历史档案》1982年第四期；《六月三十日是陈延年同志牺牲日》，《学术月刊》1985年第八期）。遗憾的是，文中未对两通密电的出处作出说明，直至近年来台北“国史馆”相继解密、公开了大量一手档案，我们才得以见到它们的真容，也更清晰地了解到..当局对于此事的运作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