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国林丨《清代学术概论》之撰写始末及其增删改写

文丨俞国林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梁任公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以“私人资格”出游欧洲，考察英、法、德、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瑞士诸国，与各国政治家、外交家、社会名流、著名学者等多有交流。任公切身感受到当时欧洲社会政治动荡、经济萧条、物资匮乏等严峻现实，使其思想见解与之前发生较大之变化。

一九一九年梁任公（一排中）、蒋百里（一排左二）、丁文江（二排左二）等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时留影

一九二〇年三月，任公归国，即作《欧游心影录》。其第十三节《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写到：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民国九年条有曰：

可以说《欧游心影录》是其思想转变之真实记录，以致发表后所造成的影响，“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胡适《丁文江的传记》），甚至使得任公生发出“科学破产与中国思想足救世界之感想”（杨杏佛《民国十三年之学术观》）。

康有为早年曾批评任公“流质易变”（《与任弟书》），而任公一生行事，确多变化，世人亦以“善变”目之。任公曰：“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又曰：“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变法通议·自序》）所谓“百变不离其宗”、“斯变而非变”云者，盖亦时代之变迁而社会风尚之所趋使然也。

任公《清代学术概论》亦自剖曰：

任公“今是而昨非”的性格，也使得他在清末民初之变革大潮流中，不为社会淘汰，不被历史沦弃。且将自身三十年之经历与思想之变化，融入时代之洪流，借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之机，“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不料而成此一生得意之作，虽有偶然之因素，实亦必然之结果。胡适也曾评价说“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一九二一年五月二日日记）。然而也正是任公这第一名著，其撰著之时间与夫修改之过程，以及文字之异同、评述之转化，亦具其善变之特质焉。

蒋百里与诸人同游欧洲，自谓往求“曙光”，归作《欧洲文艺复兴史》。百里所谓之“曙光”，一则曰人之发现，再者曰世界之发现，书成，即向任公索序。任公曰：“文艺复兴者，由复古得解放也。果尔，吾前清一代，亦庶类之。吾试言吾国之文艺复兴而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可乎？”孰意“下笔不能自休”，待序言初成，其篇幅竟与《欧洲文艺复兴史》相埒，盖“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自定名曰《清代学术概论》，而反过来求百里为作序矣。此近因也。

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商务印书馆）

任公于《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里说道：“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当一九〇二年，有《新史学》，曰：“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曾有之盛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意。”后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提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任公亦分析“思想蜕变之枢机”、“政制之蜕变”、“学派之蜕变”等诸多因素。纵观任公前后之论述，好言“变迁”，好言“蜕变”，好言“变迁蜕变”之学术思想，故曰：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梨洲始；中国之有学术思想史，则自任公始。

任公亲历晚清而入民国，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二三十年间，其为政也，维新、保皇、共和、立宪；其为学也，自“彼西方美人”“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至“吾感谢吾先民之饷遗我者至厚，吾觉有极灿烂庄严之将来横于吾前”。其法不一，意实一也，诚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所言：

此种思想，贯穿终始。而其所经历，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殆有与清初时代相仿佛者，故任公亦好言清初学人，且又特别属意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颜习斋、朱舜水五人，称为“清初五大师”。一九二三年夏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专章分述；秋冬间，又为北京平民中学演讲，题为“清初五大师学术梗概”，演讲之前，平民中学陈宝泉（字筱庄）校长致辞，有“今天的讲演，是以清末的大师，讲清初的大师”云云。任公解释道：

这种“异代同符”的经历，使得他对“清初五大师”的认识，最为深入，最为透彻，所叙所论，也最为感人。任公说：

人格第一，学问第二，这就是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覼缕述及的“精神”二字之深义！此远因之一也。

任公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四日所作《自序》，第六条谓“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则撰作始于九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其在十月四日有与张东荪一函曰：

按，《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即《清代学术概论》之初名。任公同时作文，且寿文“连作带写，非三四日之功不可”，在这种状态下，犹能以前后十五日作如此规模之梳理，提挈纲领，条分缕析，清二百数十年间学术思想之变迁，厘然毕陈。

先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任公辞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之职，退出政界，勤于碑刻之学。次年春夏间，“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一九一八年条）。同时，为家中儿辈讲清代学术流别。

梁任公与仲弟函（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八日与仲弟梁启勋函曰：

七月二十七日又曰：

八月二日又曰：

七月间，亦有与陈叔通函曰：

所幸任公为儿辈所讲“学术流别”之大纲手迹，犹存天壤。曾现身“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拍卖专场，末有梁启勋跋曰：

此册内容，分清代学术开创之祖、清代理学（程朱派、陆王派、新派、别派）、佛学、清代经学、经学别派、清代史学、地理学、天算学、目录及校勘学、金石学、清代文学家（古文家、骈体文家、诗家、词家）、新思想之开发者、广东先辈、清代编撰诸书、清代最有价值之著述等十数名目，于清代之学术流派、关键人物、重要著作，基本囊括。

梁启勋跋

任公自己虽说“颇有对牛弹琴之感”，且“每日既分一半光阴与彼辈，亦致可惜”（八月二日与仲弟函），但宜有此前期之准备，方能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时，分章设置，前呼后应，下笔之际，文思泉涌，滔滔汩汩，浊浪排空！此远因之二也。

任公《三十自述》曰：

又《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亦曰：

梁启勋晚年回忆当年与任公在万木草堂听康有为讲课之情况，曰：“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先生所讲的‘学术源流’。‘学术源流’是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历举其源流派别，……皆源源本本，列举其纲要。每个月讲三四次不等，先期贴出通告：‘今日讲学术源流。’先生对讲‘学术源流’颇有兴趣，一讲就四五个钟头。”（《万木草堂回忆》）上所引任公七月二十七日与仲弟函，所谓“吾所讲却与南海有不同”，则亦是远绍当年万木草堂旧事，故任公之好言学术史，实是受康氏之影响。此远因之三也。

有三远因之积累，而遇一近因之激发，始得此百年之经典。任公之爱吾国民也厚矣，“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良有以也。

任公曾说：“旧历中秋前十日在京师省胡适之病，适之曰：‘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稿本《自序》）“旧历中秋前十日”是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然二十六日任公复胡适函，有“昨谭快慰。……晚清今文学运动拟即草一篇，草成当麈教”云，则任公访胡适当在九月二十五日（据夏晓虹先生考证，“前十日”应为“前一日”之误）。

梁任公与胡适函（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与此同时，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完成，即向任公索序。任公《自序》说道：

《自序》第六条曰：

《自序》落款时间为“民国九年十月十四日”，写好即寄《改造》杂志，于第三卷第三号（十一月十五日）、第四号（十二月十五日）、第五号（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连载。

《改造》连载之文，名曰《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连载未竟，商务印书馆即着手单行本之排版矣。任公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作《第二自序》，曰：

其实早在成稿之际，任公即请友朋校正。十月十八日有与胡适函曰：

任公非常希望得到胡适的意见，知胡适“已见”书稿，极欲得其“一长函为之批评”。后果得胡适长函，任公十二月十八日又与胡适函曰：

由于胡适长笺迄今未有发现，且任公《第二自序》所谓“蒋方震、林志钧、胡适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说增加三节，改正数十处。三君之说，不复具引，非敢掠美，为行文避枝蔓而已”，则具体吸取了哪些意见，确实难以详按。

《清代学术概论》（共学社史学丛书本）

《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于一九二一年二月正式出版，胡适五月二日日记写道：

这个说明反映了长笺内所言意见为任公所采纳者数处，而惠栋、戴氏后学、章炳麟三章，实关大体。玩味此段文辞，则“此次付印”后所列诸项之增删改写，“皆是”胡适的“意见”——建议。

我们知道，胡适的学生顾颉刚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休学家居期间，作《清代著述考》（又名《清籍考》），编列五百馀人。顾先生说：

也就在一九二〇年秋，胡适向顾先生借观此书。十一月间，胡适有与顾先生函曰：“你的《清籍考》内没有姚际恒。此人亦是一个狠大胆的人。我想寻求他的《九经通论》，不知此书有何版本？你若知道，请你告我。”同月二十三日又曰：“你在《浙江通志》钞出的一条确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九经通论》是多大一部书。”按，胡适至少到一九二一年二月初还未看到姚氏书（二月三日与青木正儿函，有“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我也访着一部，尚未寄到北京”云）。

顾颉刚《清代著述考》稿本

任公十月十八日与胡适函谓“正再钞一副本”——既曰“再钞”，则外间已有“一副本”也；又谓“得百里书，知公已见”，则胡适其时当已得见此“一副本”矣。百里书作于何时，虽不可考。但是，十月十六日，顾先生访胡适，胡适定是将此“一副本”付顾先生阅读矣。次日，顾先生致函胡适曰：

从“文字间有误处及疑难处，未敢径改，谨签出”来看，顾先生看到的应该就是这“一副本”（因《改造》杂志十月十五日刊出第一期，内容仅启蒙期耳，这里却讲到了全盛期、蜕分期）。

十月二十八日，顾先生又与胡适函曰：

顾先生之所以能一气说出这么多关系与认识来，一则源自编撰《清代著述考》时的资料准备，再则顾先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亦曾作《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长文，做过一番梳理。

胡适与顾先生此两月内之往还书信，除了探讨姚际恒《九经通论》外，还涉及姚氏《古今伪书考》与林春溥《竹柏山房丛书》。这两书信息，定稿本内任公是以朱笔补入的。其间，胡适先后写两通长笺，将疑问提出，供任公参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