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泰赏 | 沧浪亭中仰名贤

平生挚爱园林的古建筑学家陈从周师长曾说“江南园林甲世界，姑苏园林甲江南”。在姑苏留存至今的园林中，沧浪亭是时代最早的一座。姑苏园林各有妙处，艺圃曾归明朝文震孟、文震亨兄弟所有。这对兄弟是姑苏鼎鼎有名的才子文徵明的后人，文震亨更是以《长物志》一书著称后世，为传统文人精雅生活留下极富诗意的记载。前去艺圃的路曲弯曲折，待入门后，茅塞顿开，本来这座园林就隐藏在城市民居中，大有“大隐约于市”的感受。

索求沧浪亭的感受迥然分歧，沧浪亭是一座从门外就能窥见门内情景的园林，没有高墙深锁，沧浪亭是一座面水园林，它邀请门前的葑溪为园林景观增光添彩，此谓“借景”。陈从周师长对沧浪亭的景观设计有精妙看法：沧浪亭“园周以复廊，廊间以花墙，两面可行。园外景色，自漏窗中投入，最逗游人。园内园外，似隔非隔，山崖水际，欲断还连。此沧浪亭构想之着眼处。若无一水萦带，则园中一丘一壑，清淡原无足观，不克与他园争胜”。一溪清水，激活了园林景色，而最早安置出这景色的是北宋苏舜钦。

苏舜钦身世名门，喜爱念书，诗文俱佳。据说苏舜钦十分喜欢《汉书》，把《汉书》当成下酒菜，如斯出神实不多见。北宋庆积年间，范仲淹主持新政，苏舜钦支撑范仲淹而遭人倾轧，脱离首都，流落姑苏，寻到一块“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的处所，便在这里建造了沧浪亭。对于苏舜钦来说，沧浪亭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安谧。在《沧浪亭记》中，他如斯描写他的生活：“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苏舜钦相信本身已经找到人世之真趣，对于过往的遭遇，逐渐释怀。

沧浪亭在苏舜钦活着时就有必然的知名度，后世名气就更大了。沧浪亭中，亭台楼阁颇多，个中有一座“五百名贤祠”。“五百名贤祠”建立于清朝道光七年（1827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经由一次重建，祠中有历代名贤石描绘像共有594幅。画像中的名贤上起春秋，下至清朝同治年间，他们或出生于姑苏，或在姑苏生活过，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人物。五百名贤祠付与沧浪亭新的气质，它不再仅仅是一座文人游憩的园林，也成为具有纪念意义和教化功能的场合。

置身于五百名贤祠中，旅客或许为接连不断的名贤形象所吸引，无暇详考他们的道德文章，但能显着感触到中华汗青文脉的完整传承，发出名贤辈出的赞叹。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一篇文章无法讲清楚五百名贤的故事，我们只讲个中四位名贤的故事。

五百名贤的第一位是季札，吴王寿梦之子，他生活在春秋时代，也许比孔子年长二十明年，孔子十分敬服这位来自南方的正人。季札在很多方面都值得他人敬服，他留给后人一个“季札挂剑”的典故，显现了正人是如何讲诚信的。

季札常作为吴国使者出访他国，有一回他在出访途中经由徐国，与徐国国君晤面，徐君对季札的宝剑吐露出喜爱的神色，但在与季札的讲话中丝毫没有提到宝剑。季札看出徐君喜爱本身的宝剑，想要将宝剑献给徐君，但此刻他有使命在身，佩剑是使者的根基礼仪，他不克马上供献宝剑。完成使命后，季札回程又经由了徐国，但徐君已经逝世。季札来到徐君墓前，将宝剑从身上解下，挂在墓前一棵树上。随行的人不睬解季札的做法，认为徐君已逝，这宝剑送给谁呢？季札道出本身的心迹：“吾始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在季札心中，他当初已决意将宝剑献给徐君，岂能因为徐君逝世而反水本身的心呢？

前人判断一小我的人品，常有“论心”与“论迹”之争，内涵念头与外在示意并不总能一致，但心迹合一是前人倡导的高境界。季札的诚信发自肺腑，成为后人爱崇的楷模。季札对音乐有着高明的看法，他曾经出访鲁国，鲁国传承着周王室的礼乐，鲁国乐工为季札吹奏来自分歧地区的音乐，季札可以从中听到各地民俗的差别，作出精到的谈论。季札认为最好的音乐“直而不倨，曲而不平；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一系列的谈论意在表达最美的音乐是最协调的音乐。季札论乐，其实也是在论政风民俗。

五百名贤的石描绘像上，均有十六字的评价，这些赞语表清楚他们被选入名贤的来由。三国时代从姑苏走出了一位英明太守，他的名字叫陆绩，其赞语为“郁林贤守，吴邦所瞻。怀橘知孝，载石表廉。”怀橘知孝讲的是陆绩童年时的故事，载石表廉讲的是陆绩成年后为官的故事。

《三国志》记载，陆绩六岁的时候，随家长到九江拜望袁术，袁术拿出橘子招待世人，陆绩拿了三颗橘子放到本身的衣袖中，前人衣袖广大，放得下三颗橘子。离去之际，三颗橘子从陆绩的衣袖中滚出，袁术见状不悦，感觉陆绩不知礼数，便有意问他：“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陆绩答道：“欲归遗母。”陆绩怀橘是想让母亲也品尝到本身曾品尝的食物，陆绩小小年数即知孝道令世人感应惊异。或许，加倍让人感应惊异的是他对时局的评点。三国时代，干戈扰攘，孙策据有江东之地，曾与人共论事势，世人皆赞许“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独有陆绩并不完全赞许。他引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名言，认为武力之外当讲文治，双管齐下才有效。

陆绩曾为郁林太守，在任上清廉自守，为民称道。他来时行囊萧瑟，去时也是行囊萧瑟，船夫担心船轻，生怕经不起一路上的风波，陆绩请人搬来一块大石头放到船上，这就是“廉石”的由来。这则故事见于《新唐书》，是由陆绩的后人陆龟蒙所讲的，能够想见他说这则故事时的满意之情，这块廉石在陆龟蒙的时代摆在陆家门口，这是无声的家训，后来移入姑苏文庙，直到今天还能看到，廉石故事之所以能流传千年，正在于它蕴含的唯有清廉才能致远的事理。

唐代姑苏，生齿闹热、经济富庶，在安史之乱后，跟着中国经济重心向南向东移动，姑苏在全国的地位加倍亮眼。唐代姑苏曾迎来三位“诗太守”，他们既是官员，又是诗人，离别是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个中最为姑苏人眷念的是白居易。五百名贤祠中，三位诗太守的石描绘像均在列，白居易的赞语为“白傅忠谠，施于有政。百首新诗，袖中吴郡。”

白居易在十四五岁的时候，便有“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的妄想，他实在幸运，日后苏杭两地都做过官。白居易在姑苏任上的时间不长，唐朝宝历元年（825年）蒲月，白居易到任姑苏，第二年八月因病离任。白居易晚年写过三首《忆江南》，他“最忆是杭州”，“其次忆吴宫”，也就是姑苏，他想着“日夕复重逢”，但毕竟没有再度重逢。

姑苏给白居易留下了深刻影响，白居易也给姑苏留下了一笔雄厚的文化遗产。他在任内主持开凿了从阊门到虎丘的山塘河，山塘河在阊门与大运河类似，它的兴建便当了姑苏的水陆交通。姑苏人将山塘堤称为“白公堤”，以示对白居易的尊敬。白居易离任那天，全城公民前来相送，盛况空前。白居易在姑苏写了不少诗文，他晚年编订本身的诗文集，将个中一个手本献给了姑苏南禅寺。

白居易有一篇《养竹记》，是谈竹之品质的经典文章。他说竹有好多值得正人效仿的品质，“竹本固，固以树德，正人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正人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正人见其心，则思应虚受者。竹节贞，贞以发奋，正人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白居易是以鼓励天井中多养竹。沧浪亭中莳植最多的植物不是其余，恰是竹子，五百名贤祠旁的翠玲珑，莳植二十多种竹子。正人弗成一日无竹，个中深意在于正人弗成一日不以竹为本身的参照物，反求诸己，追求至善。

对很多读者来说，胡瑗是个生疏的名字。这位宋代思惟家、教育家在其时获得范仲淹、欧阳修等很多我们熟悉的人物的一致赞赏。后人给胡瑗的赞语是“安宁设教，士先发奋，分斋授业，经义治事”，简明简要说清了胡瑗的教育方式。

胡瑗将毕生精神献给了教育事业，范仲淹到姑苏担当知州，开办姑苏州学，延请胡瑗为传授，并将本身的儿子范纯祐送去学校，请其指导，之后胡瑗又受邀担当湖州州学传授，他在两地的教育实践被称为“苏湖教法”，成为宋代太学参考的办学模式。倘若简要介绍苏湖教法的首要内容，能够概括为八个字——明体达用、分斋教授。

胡瑗将圣人之道分为体、文、用三个部门，仁义礼乐等永恒不变的事理为体，先贤建造与注释的经典为文，而将事理与经典用于实际尤其是用于为公民解决问题则为用。胡瑗主张“明体达用”，落脚在一个用字，否决空言，这也是对其时科举测验崇尚诗赋、学者雕饰文字的情形的回应。

胡瑗因材施教，将学生分成经义、治事两斋进行教育，入经义斋的学生要“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他们的进修科目首要是儒家经典；入治事斋的学生或“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其田，算历以明其数”，在这些科目中主修一科，兼修一科，成为今天我们所说的一专多强人才。

胡瑗制订的学规很严厉，但他在约束学生前，首先约束本身，为他们做出一个楷模。如许一位严峻的先生，也会带着学生走出版斋走向野外，因为他认为学者“必游四方，尽见情面物态，南寒风俗，山水景象，以广其闻见”，如斯才对学者有益。

起原 | 进修强国、中国纪检监察报

美工 | 王一丹

责编 | 华昕怡

审稿 | 朱嘉琪

终审 | 顾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