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三国时代孙吴政权的“灌酒文化”。
有观点认为，以将人灌醉为目的和乐趣的酒桌文化，是中国近现代才出现的现象。古代文化人的酒局很有格调，玩的多是曲水流觞、行令作诗之类的雅事。
曲水流觞当然是有的。但这种格调仅限于小部分古代文化人。真正广泛存在的传统酒桌文化，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致力于让客人尽兴的“劝酒”。如英国商人利特尔（Archibald John Little）1883年在重庆参加宴会，主人便是以劝酒来表达热情招待之意：
“我作为当天的客人坐在上首，独自占用桌子的一面，其他人每两个人占一面。……酒席从不停的小杯喝烫热的小米酒开始，……渐渐地，酒喝得差不多了，就开始狼吞虎咽地吃那一道一道端上来的菜；经过两个小时，大家就又开始喝酒，伴随着吵闹的、最使中国人兴奋的猜拳，我对此也很熟练。”①因为饮食习惯不同，坐得不舒服且卫生条件不好，利特尔觉得宴席全程“冗长乏味”，但他不觉得主人的劝酒有强迫成分。另一种则是致力于逼人喝醉取乐的“灌酒”。三国时代的吴大帝孙权，便是这种酒桌文化的践行者。《吴书·张昭传》记载，孙权在武昌钓台之上召集酒局，不但自己喝至大醉，也强迫与会的群臣也必须大醉，“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②——让人拿凉水泼洒群臣，命令他们必须喝至坐不稳自钓台上掉下去的程度。惟有孙策临死前指定的托孤重臣张昭敢于违逆孙权的酒桌文化，“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一言不发离席而去。但即便是张昭，也无法做到次次回绝孙权的灌酒。《吴书·诸葛恪传》记载，孙权在宴会上喝多了，先是让人牵来一头驴，在驴脸上题字“诸葛子瑜”，以讽刺重臣诸葛瑾的长相取乐。然后又让诸葛瑾之子诸葛恪负责“行酒”，要他去给张昭灌酒。张昭以“此非养老之礼也”（逼老人喝酒不符合养老之礼）拒绝，孙权与诸葛恪则以“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姜尚九十岁了也没说自己老，还在替朝廷打仗）为由，硬逼着张昭把酒给喝了。③对孙权来说，逼人醉酒不仅仅是为了取乐，也是为了测试对方的服从度。张昭虽有托孤者的特殊身份，但他在酒桌上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服从，孙权便不愿重用他。当朝野皆认定张昭必是孙吴政权的首任丞相时，孙权却刻意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孙邵。于是便出现了孙吴政权的首任丞相，在《三国志·吴书》中竟没有独立传记这种怪事。如果一个人没有张昭这样的特殊身份（超级名士+托孤重臣），又不愿在酒桌上迎合孙权的服从度测试，便很可能面临难以预测的命运。孙权称吴王后举行酒宴，亲自向与会群臣一一劝酒。来到虞翻的席前时，虞翻趴在地上装作已经喝醉，待孙权离开后才坐起来。孙权见状大怒，“手剑欲击之”，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就要去捅死虞翻。幸亏大司农刘基跑过去抱住孙权，好说歹说才化解了一场..。虞翻保住了生理性命，却保不住政治生命，只能在孙吴政权里做边缘人，最后落了一个流放交州的结局。在孙权的“潜移默化”之下，孙吴政权内部的酒风走向了全面的恶臭化。比如，督将陈勤与众将领一同饮酒，便仗着自己的身份“陵轹一坐，举罚不以其道”，侮辱比自己地位低的人，灌酒罚饮全不按规矩来。这种做派引起了年仅十五岁的下属凌统的不满，“面折不为用”，当面表态说不愿服从陈勤。二人的冲突从席上延续至席后，最终以凌统忍无可忍拔刀砍死陈勤告终。再如，宗室孙皎与下属甘宁饮酒时，也曾“因酒发作，侵陵其人”，导致甘宁不愿再做他的部下，且对人怒称：“臣子一例，征虏虽公子，何可专行侮人邪！”——我是臣，孙皎是宗室公子，一样为朝廷效力，他有什么资格在酒席上侮辱我？这类冲突在孙吴将领中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孙权不得不站出来处理。他给了凌统“以功赎罪”的机会，又通过痛骂孙皎安抚了暴怒的甘宁。但这种痛骂只是策略性的，并不代表孙权意识到了孙吴政权酒风的堕落是个需要改变的真问题。《吴书·胡综传》里说，胡综这个人特别爱喝酒，每逢朝中宴会，“酒后欢呼极意，或推引杯觞，搏击左右”，一喝多就失控，就要给别人灌酒，灌酒不顺利就要动手打人。酒风如此恶劣，孙权却“弗之责也”，从来不曾谴责过。不谴责的原因很简单：这个胡综是孙权最亲近信任之人，孙策当年做会稽太守时，便安排十四岁的胡综“与孙权共读书”。他敢在宴席上像孙权一样给人灌酒，正是仗恃着自己与孙权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孙权坐视胡综灌酒打人，是因为众人对胡综的服从度，基本上也等同于对孙权的服从度。这种酒风，在吴国的第二位皇帝孙亮与第三位皇帝孙休的时代（皆是孙权之子）略有收敛。原因是权力一度旁落至诸葛恪、孙峻、孙𬘭等人手里，孙亮与孙休无力在酒桌上对这些权臣实施服从度测试。第四位皇帝孙晧（孙权之孙）即位后，孙权式的酒风又得到了继承并被发扬光大。《吴书·孙晧传》里说，孙晧每次召集群臣举办宴会，“无不咸令沈醉”，都要将与会者灌到烂醉。同时还要在宴席上布置一群“黄门郎”，这群人不许饮酒，职责是将与会官员醉酒后说的话全部记录下来，交给孙晧。孙晧便以这些酒后醉言来检测群臣的服从度与忠诚度。不能通过检测者，严重的杀头，轻一点的论罪。《孙晧传》的记载应该可信，因为《吴书·陆凯传》与《吴书·韦曜传》里也有相似的内容。《陆凯传》保存了陆凯给孙晧的一封谏章，里面批评孙皓，说他不该对群臣“惧以不尽之酒”——不应该拿喝不完的酒来灌群臣，让他们惧怕。《韦曜传》则提到，孙晧的宴席通常一搞就是一整天，“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不管能不能喝，一律以喝至少七升为标准，实在喝不下去了，就用浇灌的办法让与会者喝光。韦曜的酒量不超过三升，早年得宠时，孙晧常常特批他可以少喝，还偷偷让人拿茶水当酒帮他作弊。后来宠爱消失了，便也遭遇了“逼强”之事，与其他人同样被灌酒，喝不完会被责罚，喝多了说错话也要被责罚。孙晧还会让近侍们在宴席上针对公卿大臣“发摘私短”，公开披露他们醉酒后说出来的种种隐私。无法配合完成这种服从性测试的韦曜，最终的命运是被孙晧诛杀，全家也被流放到了偏远的零陵。孙权与孙晧祖孙的做法不是个案，魏蜀两国也有类似风气，只是程度有别。如《魏氏春秋》便记载称，曹丕曾在宴席上针对曹植“逼而醉之”③。总之，哪里有权力想要检验他人的服从度与忠诚度，哪里就会有这种恶臭的灌酒文化。
（来源：腾讯新闻）
①（英）阿奇博尔德·约翰·利特尔著；黄立思译：《扁舟过三峡》，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6-87页。
②此处及下文史料，依次引自：《三国志·吴书》的张昭传、诸葛恪传、虞翻传、凌统传、孙皎、胡综传、孙晧传、陆凯传、韦曜传。不再一一赘注。
③《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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